本文作者
安玉海，1954年生于北京。1969年从北京114中学赴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四连，同年底调入新组建的八连。1977年“病退”回京。
作者：安玉海
一转眼儿，老A从兵团 “病退” 回京有18年了。此时的他已经40出头。不知怎地，近来他经常夜里做着又回到兵团的噩梦，而早上醒来发现只是个梦而已。 说实在的，老A这些年一路走来还算是顺风顺水。结婚、养子，1989年就住上了单位分的楼房。要知道当时有多少“知青”还住在自己搭建的小平房里。当时的一句俗语生动地描述了那时候的状况。其曰：“北京三大怪：冬天纱巾围两块，豆制品比肉卖得快，挺好的房子接一块。” 那是1995年的一天，总经理郑东生正在会议室里给部分即将下岗的职工宣讲中央政策。 “减员增效”已是政府的既定方针。老A觉得应该找“老总”单独谈一谈。他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下地下室。老A觉得自己不能再下岗了，因为妻子（在北汽）已经下岗。“保住自己一个人上班就等于全家生活就有了保障。”老A暗自下定决心。 会议室的门紧闭着。老A忐忑不安地等在门外，但他早已想好了要和总经理说的话。 昏暗的走廊里终于听到了会议室开门的声音。职工们一个个面色呆板地陆续走出了会议室。他们都是宾馆车队的司机，也都算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物，所以下岗对他们来说并非是什么坏事。有人正巴不得下岗挣大钱。他们找领导谈话只不过是在和宾馆讲条件罢了。最后出来的是李刚，他是车队的调度，接着里面传出郑总的那沙哑声音：“李刚！你好好想想吧，宾馆对你怎样？你还不知足！”李刚本是山西插队知青，但他搞了个农村的对象。正是宾馆把他爱人从外地办到北京，并安排在家属宿舍的传达室工作。 老A见没人了，赶紧走了进去正好把郑总堵在里面。“你有事吗?”郑总睁大那只又黑又亮的独眼看了老A一眼，有些疲惫地问道。“对。我有些想法向您谈谈。”老A一口气把家里的困难情况说了一遍。内容无非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爱人已经下岗，孩子正在读初中，家里生活困难。“嗯，知道了。”郑总毫无表情地答了一句。老A说完，心里轻松了许多。说了声，“谢谢您！郑总。”就转身走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工人下岗政策又是一刀切，而且又是轰轰烈烈的。那天下班，每天路过的水碓子路突然大搞卫生，原来是某国家领导人要看望红领巾公园南门马路对面的一家下岗职工开办的小饭馆。此时北京许多地方都开办了市场。连朝阳区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之一东大桥都开办了一个下岗职工市场。 此时老A的父母已经是近80岁的人了。每到周日老A到东四看望母亲，临走时，母亲总会说：“三儿啊，要好好工作，千万别把工作丢了！” 日坛宾馆处于雅宝路和日坛路相接的位置，那里是北京的第一使馆区，美国使馆就位于区内。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就有俄罗斯“倒爷”到那里采货，慢慢地那里就自发形成了北京最大的俄罗斯市场。再往东一点就是北京著名的秀水街市场，它比雅宝路形成的时间要早一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以英文名“Silk Market”蜚声世界。 5年前，一次内部改组，老A就从宾馆的大库保管调到了保卫部并通过努力干上了警卫队副队长，后来又到了科里负责消防工作。虽说平淡但也算是安稳。但这次郑总的上台，老A已似乎感到了情况不妙，新一轮“内震”即将开始。新科长（虽说是新科长，其实是老人复出。他祖籍山东，中央警卫局转业。曾在上一届领导班子中失宠，隐退了两年）终于上任了。他目标明确，科里的旧人儿全不要。 王科长去了打包站，小贾自己调走了，复兴去了工会，科里只剩下老周和老A。那天新科长终于开会了。开会前新科长还私下告诉老A，“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保证不会让你下岗。我让你去传达室，大刚子他们那个组。”老A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新科长开始宣布岗位名单。当宣布到老A时，老A说：“请不要说了！我决定不干了。”不知哪来的勇气，老A一下子把工作辞了。待岗期间宾馆规定每月320元。就这样，老A苦挨了3个月。妻子说不行就正式下岗吧，那样还多拿一些钱（650元）。1995年5月的一天，老A来到人事室，在一张打印好的下岗申请书上签了字。 在宾馆工作的前5年虽然没有财，却也衣食无忧。但在后5年看着那些中外倒爷发财，老A也免不了有些心动。他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再不折腾就没时间了。也许这正是他辞职的真正动力。然而现实的无情再一次使他碰壁。他开门脸、在市场上租摊位，天不亮就去批货，晚上天黑了才收摊。为了省下几个钱，他和妻子蹬着小三轮车来回行走20多公里去进货、送货。这也许对老A这一代下过乡的人来说算不上什么苦，但对于中年人的他来说确实是一种家庭不幸。 3年下来，他总结出一条经验——老百姓无权，无势，没有门路，经商挣钱是不可能的！在1998年，他不得不找了一份出租车的工作。每日起早贪黑固然辛苦，但可以利用一下自己的外语优势，自得其乐吧。他印制了一张名片：上面用英文写到： Fluent in English and Español e-mail: jose_yuhai@sina.com
（大意是：在北京，我是您可信赖的司机兼导游。我会讲英语和西班牙语。）老A是1987年上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夜大学，学的是西班牙语。后来，通过参加成人高考，拿到了西班牙语的大专文凭。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出租车行业最火的年代，司机的收入非常可观，可到了90年代末就差多了，收入少，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虽然出租车公司不少，但下岗的人太多啊！所以想开出租也并非容易。老A托了人，才报了名，通过了资格考试和外语考试，还算顺利。终于，在原单位封存了6年的驾驶证，最终派上了用场。老A去的第一家公司是北辰出租汽车公司。那公司还不错，但车型差了点，都是普桑。一年过后，因为公司的地点正好处于鸟巢的位置，所以要拆迁。老A看到“翔鸽公司”有桑塔纳2000，就跳槽到了那里。他想着，车好就能多拉外国人，自然外语也就派上了用场。 一次他在长城饭店趴活，有一位老外去机场，那老外看到老A座椅靠背上贴着一张自己的广告，说是会讲两种外语，就向老A要了一张名片。之后，他每次来京都用老A的车，一来二去他们就混熟了。那老外叫汉森，是瑞士一家食品公司的CEO，当时他在山东有合作项目，几乎每个月都要来北京。后来，老A儿子的硕士毕业实习，就是汉森的公司主动提供的。 老A本人生性老实诚信。他开出租从来不坑害乘客，并且还经常帮助客人。那天老A在长城饭店入口处等活，有一位年轻老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老A见他一脸沮丧的样子就上前搭讪。原来他是澳洲人，刚下飞机就被黑车司机宰了，老A问他去过长城了吗？老外说还没有，并说他不想去了。老A一看就明白了，那是因为被人坑了，心里不快。老A顿时心生怜悯，决定用半价拉他，去游览长城。老A心想着，决不能让个别人给咱北京人抹黑。事后那位老外被感动了，回国后，他还给老A寄来一张他们在长城的合影。 02
转眼两年多过去了，老A对当时出租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每月除去车份，油钱，再加上修车保养的费用，自己的收入已经所剩无几，再干下去也是毫无出路。眼看合同到期，老A终于决定另谋出路。 2000年年底，在交车之前，老A在北京外企服务公司和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各递交了一份简历。此时儿子正上高中，家中拮据，妻子不得不出去找工作。邻居看此状况，出手相助，在东四2000年俱乐部，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做宿舍管理，每月600元钱，钱虽不多，但也可解燃眉之急呀。她上夜班时，晚八点到早八点，一天12个小时，甚是辛苦。 天无绝人之路。2001年春节之后，老A收到了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电话，通知他参加美国使馆的司机面试。后来才得知，此次招聘，英文要求较高，应聘者需达到办事员的水平，并且要求口语流利。当时，服务局内部已经推荐三轮人选，但都因为英文不好，被刷下去了。无奈，服务局只好在社会上招聘。对社会上的应聘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使馆面试之前，先要通过服务局的英文考试和驾驶技能考试。那时的老A已然经过两年多的出租车历练，开车技术和英文口语自然不在话下，所以都是一次考试顺利过关。紧跟着，就是等待美国使馆的面试了。 其实在美国使馆面试之前，有一件暖心的事，至今让老A和妻子终身难忘。事情是这样的：当老A和妻子第一次去服务局面试后，从办公室出来还没有走远，“等一下！”突然又被那位接待大姐叫住了.……原来是她看到老A身上穿着的那件半皮半革的外衣，下摆处都破了，就急着追了出来。她一再叮咛，“面试时，要穿得体面干净......千万要注意仪表，不能这么邋遢。”这个提醒关系到成败呀。 上午九点老A来到美国使馆二办的东门，安检后进入里面。面试地点在二楼，老A看到那里已有几名应试者按先后顺序等在人事室的外面。轮到老A时，已经是差不多快到中午了。 面试官是一位面容和蔼可亲的女士。她头发花白，看上去有50多岁，身着深色服装，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后面。屋内靠墙的地方都摆放着高高的书柜，房间里略显拥挤。面试很顺利，老A觉得，就和平时与老外聊天一样。 面试官最后强调说：“使馆的工作会很忙，需要经常加班，但加班都有加班费。” 老A心想， “加班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再累也不会比开出租累吧。何况还有加班费。” —— “Ok, no problem. I can, I like the job. I think I'm lucky to get the job of AmericanEmbassy when I was firstly to apply for a job in BSBDM（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 ——“没问题，我喜欢这工作。我第一次在服务局找工作，就能找到美国使馆的工作，我想我是幸运的。” 这次招聘一共录取了五人，包括老A，他们都是英语大专毕业（之前美国使馆的司机是没有高学历的）。然而老A的专业是西班牙语，所以老A是唯一会两门外语的司机。此时的老A已经46岁了。有了新的工作无疑是全家最高兴的事。 03
2001年3月26日，老A正式开始在美国使馆上班。老A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工作辛苦但加班也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加班费是按小时计算的，第一年的新职工，每小时加班费为40元人民币，以后逐年递增，老职工每小时可达80元。 老A刚到使馆上班时，还没有改制。中国员工的工资分两部分，一部分由服务局发放，另一部分由使馆发放。使馆给的劳务费，服务局拿去60%，个人拿40%。 改革开放后，美国使馆一直要求直聘员工，意思是说，使馆聘用职工时，不需经过服务局，而是可以自主地在社会上招聘，然后再由服务局登记造册，并要求服务局只能收取少量服务费。据说，这个问题讨论了多年，最后服务局终于同意了，服务局领导认为取得了双赢。实际上员工得到了实惠提高了收入。这是后话了。 老A到使馆上班，总算有了固定的收入，他心想，“比起开出租做小买卖强多了”。老A去银行开了账户，领了工资卡，并拿到了第一个月的三千多块的工资。 04
老A在美国使馆上班第一年，儿子顺利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的是西班牙语。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老A心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上个学呀？你说你英文好但是怎么证明你啊？”老A拿定主意，报考了二外英语系。考英语专业，二外要求，必须先过一门校方的英文考试，且要求90分以上，同时参加国家成人统考，都及格后才能被录取。 成绩出来了，分数榜就张贴在礼堂的外面，一张红纸上，写着通过者的名字，在红榜的最下方，老A终于看见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接下来的国家统考却以一分之差落榜了。 其实，老A在开出租的时候，就参加过一次北外的专升本的考试，那次国家统考过了，但英文考试没过，惋惜之后就放下了。没想到这次相反，但结局还是一样。为了这一分之差，老A和妻子还走访了北京教育考试院，然而却无功而返。 也许是上帝的恩赐，又一次机会来了。老A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网络教育开始首次招生。他心想，“我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在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老A刚回城时，第一份工作就是北京外贸仓库，之后他对外贸英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那时，老A虽然想上学，却只是个梦想罢了。 老A在妻子陪同下，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了学校，招生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老A讲明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院方说只要拿出成绩单就可以。老A顿时心中暗喜，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成功了。后来，老A跟妻子讲：“亏了没上二外！使馆天天加班，要是上了，肯定会经常缺课，那怎么能完成学业啊？” 上远程教育，不需在固定的时间到学校听课，家里有一台电脑便可以灵活安排学习。对老A来说，既省去了车马劳顿，也不会影响他的正常工作，换句话说，不影响挣钱。另一个好处，就是让老A较早地接触到了电脑，跟上时代的步伐。应该说，老A是一名较早的远程教育受益者。其实老A也看到，那些美国使馆的大兵，几乎都在学习远程教育，甚至一些外交官，也在学习远程教育课程。 为了顺利毕业拿到学位证书，老A几乎占用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来学习，一回到家里，他就坐在电脑前看课件。学校规定，六门学位课程需达到80分以上，外语必须通过国家英语成人三级考试。幸好老A在上学前就从社会上拿到了英语四级，这样根据学校的规定，可以免考了。当然，要想拿到学位，还要写论文，学校也要求在80分以上。 近水楼台先得月，商务处的二秘Cameron Werker（卡梅伦）先生是老A的好朋友。老A写完论文后，就请他帮助修改。卡梅伦先生是一位残疾人，瘦高个儿，脊柱畸形，整个上身后仰，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他总是西服革履，不失绅士风采。他为人真诚，乐于帮助人，当老A请他帮助审稿时，他二话没说即答应了下来。最终，老A通过不懈的努力，论文以81分的成绩顺利过关。 拿到本科学位证书后，Motor pool（司机班）的外籍主管给老A申请了200美元的奖金。老A心想，“这样的待遇，如果是在原来的中国单位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记得，在1987年他参加成人高考的时候，需要单位开证明，由于所在单位不给开，老A只得通过关系，从别的单位开了一个。 2006年，北京正在备战2008年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社会上掀起了学习外语的热潮。老A从网上报名，参加了奥运会的志愿者工作，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北京朝阳区奥林匹克呼叫中心为外国游客服务。 2007年，老A的儿子硕士毕业，从美国留学归来，并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家里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了，老A的深造愿望似乎也越来越强烈了。上硕士一直是老A年轻时的一个梦想。在美国使馆工作，使他领略到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水平，同时也认识到了充电的重要性。此时经济条件已能够使他自己完成梦想，他想，“自己挣钱自己花，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上，花多少钱都值得。”2009年9月，老A在妻子的支持下，到二外报考了在职硕士班。 要想获得硕士学位，有两门重要的课程：一门是国家统考第二外语，另一门就是学校的政治统考。两门考试，都没有辅导课，全凭自学。老A考政治时，每天下班后，都要学习到夜里12点或凌晨1点。他认准一个理儿，那就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老A56岁的时候，终于拿到了硕士学位。 05
中方主导的“朝核”六方会谈，从2003年3月到2007年9月，一直是在钓鱼台的芳菲苑，即17号楼举行。作为美方代表团的运输保障人员，Motor pool（司机班）的司机参加了所有的活动，老A也从中看到了那些外交官光彩的背后，是多么地辛苦。会谈的时候，司机就一整天地呆在外面，随时待命，比较滋润。此时，可以玩牌也可以睡觉，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可以。 朝鲜代表团的司机都是朝鲜人，等候的时候，他们总会在河里钓鱼。后来，由于钓鱼台工作人员的干涉才有所收敛。 会谈期间，白天的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司机一般都可以正点在钓鱼台的食堂里吃到味美价廉的午饭和晚饭，但晚上和夜里都要加班，不能指望食堂了。 美国人似乎都是工作狂，会谈期间政治参赞是最忙的人物之一，每天的工作结束后，他都要与白宫联系。美国和中国的白天和黑夜正好颠倒，所以司机也要跟着熬夜。老A经常是在三办外面等到深夜，老外完成工作后，将他们送回首都机场附近的裕京花园的家，之后又在凌晨3点再去接他们。 美国外交官大多对中国雇员非常友好，没有一点架子。时任政治参赞的Alois(阿洛伊斯，夫人是台湾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时常和司机们开玩笑说：“我就是美国政府的一条狗！”老A第一次听到后，真的感到震惊，然而也体会到了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直率性格。美国使馆是从来不给雇员误餐费的，而他的夫人在和中国雇员一起工作时，常常会掏自己腰包给司机们买午餐。 美国社会是个移民社会，公民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当然外交官也不例外。老A在motor pool（司机班）工作了11年，经历过六任美国主管。尽管他们的管理风格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对中国员工很好。老A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二任主管John Smith（约翰-史密斯），他是一位善良的老头儿，对中国雇员非常友好。每年春节时，他会给每个motor pool（司机班）的司机发红包，2003年时美国对中国的旅游市场还没有开放，由老头做担保。老A全家第一次完成了到美国旅游的愿望。值得一提的是，John Smith （约翰-史密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还主动要求到伊拉克工作了半年。 06
有一件事情，令老A刻骨铭心。那是一个腊月三九天的早晨，几天前刚下了一场大雪，老A开完早班车，准备把车送回三里屯盈科中心的停车场。路过东大桥路口时，他看到路面上的雪都已经干了，心想，车身那么脏不如掉头回去，到日坛加油站的洗车场去洗洗车。谁知这一念之差，造成了一次严重的事故。 老A开着车，从东大桥左转到了百脑汇十字路口，向南进入芳草地西路。谁知道，那里的雪根本就没化，路面上的雪变成冰，就跟镜子一样，老A心里一惊，点了一下制动器，车身顿时跑偏了，巨大的惯性，使老A失去了对车的控制，他眼睁睁地，看着白色的大Van（箱型客货两用车）向着马路牙子冲了上去，撞在一颗树上熄火了。老A感到左手一阵剧痛，心想，这下完了，又要失业了。 老A马上打电话报告了主管。一会儿，修理工袁师傅赶到了，他看到老A手负伤了，就让老A先回去。回到使馆后，John Smith（约翰·史密斯）马上迎了过来，他看到老A负伤了，二话没说，就先派人把老A送到了医院。医院照过片子后，诊断为左手第二掌骨骨折。事已至此，老A如实地用英文写了一份事故报告，交了上去就等着处理了。同事们有的表示同情，也有的私下议论说，老A这下肯定是被开了。 养伤的那些日子，老A不能开车，但每天仍去上班并主动帮助调度干点跑腿的活，送个派车单什么的。同时，老A也开始专心学习英文，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努力，老A通过了社会上的大学英文四级考试。 修车是昂贵的，大约用去了十多万人民币。老A对自己造成的损失，感到非常愧疚。他想，虽然事故的发生是外因造成的，但也有因为自己经验不足和考虑不周的原因。因此，他对工作更加认真，并努力提高驾驶技术。在六方会谈期间，他与同事们一起共同努力，较好地完成了工作，并受到了使馆的表彰。 2012年春节前的某一天，老A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原单位（档案所在单位）打来的一个电话，通知说可以提前办理退休。老A想这是一个机会，退了，就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回家与妻子商量此事。老A的爱人是一位极通情达理的妻子。她知道丈夫年轻时就有一个海外留学的梦想，对老A说：“退吧！退了休就有时间了，这样早退两年，早实现梦想岂不是更好。”她坚决支持丈夫的退休决定。 2012年春节的家庭聚餐上，老A用一首诗，表述了他渴望留学的心情。 人生苦短事未成，
年近花甲要起程。
早年心中存大志，
欲往西国学业成。
谁知囊中无银两，
美梦存心未做声。
庆幸多年仍修路，
穿洋过海定成功。
2012年10月，老A踏上了去往西班牙马德里的游学之路。 （本文系安玉海个人自传《老A游学记》节选。文中的老A即作者安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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